[14]这一定义表明了法治的两个基本属性，一是法律制定之良好，二是法律实施之良好。

在不同法律形式的位阶关系上，行政法规、部委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等尽管在绝对数量了远远超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但相对于最高立法机关或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或法规，皆构成从属关系。关键词：法律体系建构的技术特征|理性主义的建构思路|国家主义色彩|立法中心－行政配合的运作模式|简约主义的风格 自从1997年中共十五大作出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决策，并同时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后，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讨活动、研究项目、著作文章等已经有很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要不断回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法治进程的需要，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一旦形成就不再发展，不需要完善，然而，随着法律体系形成这样一个标志性时刻的到来，研究者超出于以往充满理想的构图努力，就已然展现在自己面前的法律体系加以认真审视，就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回顾梳理，无疑是现实而富有意义的。法律部门分支的内容被划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作为法律规范的集合形态的各种法律。这样一种将法律规范视同法律规则、只见法律规则不见其他的思路，将法律体系所指涉的法律规范局限于一个狭窄的空间，从而使得法律概念、法律原则、社会政策、立法材料、法律教义等各种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所不可缺少的法律材料，消失在我们关于法律体系建构的视野之中。（2）商事法律，包括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海商法、商业银行法、企业破产法(试行)、信托法等。下面从三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构的现状进行描述，依次是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观念要素，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建构的基本目的和思路，以及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建构的标准和成就。

凡调整同一种社会关系并运用同一类调整方法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就构成一个法律部门。中国是人民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法制建设和法律体系构建中的国家主义色彩的反思和校正，我们有丰富的理论和现实资源。但阶级归根结底毕竟是按照社会经济利益的划分而被确认的一种社会集团。

宪法以对自由、平等、财产权和幸福等的确认与保障为价值取向。【作者简介】 陈晓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末和民国立宪史上的多部宪法文本明确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规定了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而无效，并从权力分工和严格修宪程序等角度强调宪法监督或宪法实施保障。只是，中国古代的基本法并没能像西方那样发展成为近现代宪法，反倒成了中国近现代借鉴西方宪法的主要障碍。

究其缘由，这是由中西方异质的基本法文化决定的。这些话表明了社会上层级和地位不同的十类人之间有尊卑关系，其中臣即上级以下级为臣的意思。

后来是为历代领导集体所倡导的各种先进思想理论。良性违宪论实际上起到了鼓励部门法突破宪法规定的负面作用，用法律及其实施细则以及司法解释等来规范和约束社会生活，这必然会损害宪法对社会利益的安排机制。所以，他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宪法实践中，都把权力来自于人民和权威主体的形成来自于人民的托付这一点解析得比较清楚。而作为西方文明产物的人权，强调人的独立性，认为人的基本权利是天赋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也是国家权力行使的边界。

我国当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制定和实施宪法，社会各阶层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即由这一权威主体统一配置。[37]如此，主权之所属和主权之所在可分别理解为主权的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而成王败寇意义上成王一族的宗法也就成了国家的基本法。这一宗族的最高权威，最初是在征伐后通过宗法拟制的建国方式获取的，之后按宗法继承传递。

更有甚者，袁氏在筹安会等由其授意的组织机构运作下最终复辟帝制，当了八十多天的洪宪皇帝。总体上说，基本法的外延大于宪法，而宪法是一种基本法。

在近代以来以特定国家的名称作为定语、形如某某国宪法之类的表达中，宪法即是国家的一种基本法，也有称基础法[2]的。因此，中国古代不是没有政权正当性的证明，只不过是用完成政权改造之前的那次革命来证明。

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法国，市民阶层渐渐崛起，他们不断寻求广泛的政治参与机会。（二）良性违宪论否定了法律层级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长足进展，但其间也不时会兴起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人民之所以要服从一元化权威主体对自身权利的安排，最重要的依据就是一元化的权威主体，在王朝更替中把他们从陷入绝境的权利大减等状态中解救了出来，所谓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该权威主体的最高权力具有政治惯例意义上的至高无上性，既可以构建基本法或宪法以及其他配套法律，也可以改变已经制定的基本法或宪法。究竟应该树立怎样的新的权威主体，尤其令国人上下求索。这是历史上关于政治正当性和权力合法性的德命解释系统在现实的映照。

权利赋予说强调了权威的代表性，否认了人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与生俱在的，否认了人能够仅凭自己的生物性属性自然获得社会政治权利。[18]参见前引[13]，西塞罗书，第158页。

另一方面，通过基本法的实施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也要遵循一定的民主程序。这在表达上一部分体现在史书《百官志》中关于分官职事、设官牧民的政治制度，另有一部分体现在国家的礼制和礼仪系统，以及权力运行的规则上。

下所以事上是说下级应当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上所以共神是说上级尤其是最高执政者主持祭祀天地祖先。现实的法律也被分为若干效力层级，上位法有权监督下位法。

直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帮助其改组的中国共产党建议下，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最终以俄为师，接受了列宁的殖民地革命理论，开始逐步确立政党集权的党军、党国体制。[6]参见[美]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王铭铭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当时的权威主体按照一党集权的决策意志在宪法中安排的中国式政、治分离，从根本上阉割了人民主权的灵魂。尽管汉语典籍中不乏赏善罚奸，国之宪法（《国语·晋语》）之类的表述，其中宪法并不具有根本法或母法的含义，也不蕴含权力限制和权利保障的内容。

[32]参见陈晓枫：《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6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两者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迥异的权力来源观、法律层级观和权利保障观，这些文化基因决定了基本法能否走向近现代宪法。

[36]参见荆知仁：《中国立宪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附录中各宪法文本 [37]参见前引[3]，王世杰、钱端升书，第42-43页。[11]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29页。

这种文化现象可能来自于更早的历史阶段。[5]哈维兰认为爱德华·泰勒首次将文化确定为一个学科概念[6]，莱斯利·A·怀特则被誉为完成了文化向文化学的转变[7]。

在宗法拟制的建国方式中，权位是按照血缘关系在宗族内部依据一定的规则传递的。这些观念继受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基因并予以充实完善，是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以及近代法治与人权理论的先声。再次，在权利保障观上，基本法被视为人民权利的保障书。这里面至少有三种情况。

[10]贡赋制度在三代被视为德，是一种家族统理财产的模式。这在实质上跟中国皇权体制下的权力分工没有本质区别。

中西基本法文化的不同取决于由血缘组织走向地缘组织的路径和过程的差异。王世杰、钱端升二位先生较早提出了一种折中的观点，这种观点建立在区分宪法的实质特性和形式特性的基础上。

古希腊学者对城邦政制的考察确立了最初的基本法理念，即在自然法则之下而在国家的一系列其他法律制度之上的最为基础的政治法律原则。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组织先后经历了从游群到部落、从部落到酋邦、从酋邦到国家这几个阶段。